摘要：自近代以来，武汉的几次“崛起”与“塌陷”并不是某种具体原因决定，而是人为作用、国家政策、社会观念、城市管理体制、自然地理与交通、现代技术革新等多种因素造成的。根据它们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笔者将这些因素的影响归纳为时势、地势、城市功能演化趋势三个大的方面。令人欣慰的是，随着武汉城市圈建设“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构“九省通衢”“腹地聚散中心”的地理――交通――商贸中心格局，以及沿海制造业向内地转移、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武汉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关键词：武汉城市盛衰； 时势； 地势； 城市功能演化趋势
考察历史，武汉最初主要是作为军事堡垒和政治中心存在的，唐以后其经济中心的功能开始显现并逐步成为区域经济中心。明代中叶以迄近现代，武汉曾经有过三次发展高峰。第一次是明清之际，随着汉口的迅速发展，武汉迎来了其城市发展进程中的第一个高峰，成为名闻全国的四大名镇之一；第二次是晚清时期，汉口开埠后，武汉在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乱之后又奇迹般地崛起，一跃为晚清洋务重镇，社会经济超过广州，与天津争胜，直追上海，成为享誉中外的“东方芝加哥”；第三次高峰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武”字号大型国营企业的兴建以及“三线”建设对武汉工业和交通枢纽地位的强化，武汉再次崛起，成为华中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之一。
然而，在我们将武汉的勃兴称之为“崛起”时，便意味着其兴盛并不是长期持续的，其发展亦有“塌陷”之时。1984年，武汉工业总产值还位居全国第四位，到2003年武汉的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已经落后至第16位，到2006年更下降至第22位。
武汉的“塌陷”之端倪始于何时？如何理解武汉历史发展中的兴盛和衰落？武汉怎样才能实现“中部崛起”？这些一直让当今武汉人民苦苦思索的问题，其实也被往昔武汉人所探讨，所追寻。读者诸君如若不信，乾隆时期所修的《汉阳府志》中的一段话可以证明：
汉口一镇耳，而九州之货备至焉。其何故哉？盖以其所处之地势则使然耳。武汉当九州之腹心，四方之孔道，贸迁有无者，皆于此相对代焉，故明盛于江夏之金沙洲，河徙而渐移于汉阳之汉口，至本朝而尽徙之。今之盛甲天下矣。夫汉镇非都会，非郡邑，而火烟数十里，行户数千家，典铺数十座，船泊数千万，九州诸大名镇皆让焉，非镇之有能也，势之使然耳。
乾隆时期，汉口为天下四大镇之首，达到传统农业社会发展之鼎盛时期。《汉阳府志》的编撰者在记述汉口的繁华世相之时，难能可贵地思考繁华背后的社会――历史动因，推出了一个颇有见地的观点：在城市作为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而存在的传统农业社会，作为“非都会”、“非郡邑”的汉口，之所以发展成为“九州之货备至”的商业中心，直接原因是“盖其所处地势则使然”，深刻原因在于“非镇之有能也，势之使然耳。”
何为“势”？在武汉城市兴衰中发生作用的那些“势”又是什么？
“势”是中国传统历史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意即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趋势。司马迁在作《史记》时曾提出“因势利导”。刘知几在作《史通》时总结历史发展规律说：“古今不同，势使之然。”唐代柳宗元在评论和分析郡县制代替封建制的历史过程时也说这一历程“非圣人之意也，势也。”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也强调“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过程，“势者事之所因，事者势之所就”。
“所处之地势则使然耳”，“非镇之有能也，势之使然耳”。《汉阳府志》反复强调的所谓“势”，是想表明汉口的兴盛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性。显然，“势”在这里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优势，而是指时势、地势和城市与周边地区生态关系与“形势”等因素的复合物，这些因素相互关联，共同作用，于是历史的机缘出现了。造成这一历史机缘不仅包括传统农业社会的大背景，以及以木船为主体的水运交通体系，还包括江汉平原乃至整个两湖地区较为富庶的物产所提供的可供市场交换的物质基础，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清代汉口传统城市发达和繁华的基本条件，汉口独有的地理优势也因此转换为发展优势，形成了所谓的不得不发达，不得不繁华的那种必然的“势”。
宋儒苏洵曾说：“天下之势有强弱，圣人审其势而应之以机。”通过对这“势”的解读，我们不仅能找到了清代汉口发达和繁华的内因，同时也找到了一个解读武汉在近代的崛起和民国中期的衰落，以及当代武汉城市盛衰的视角。自近代以来，武汉的几次“崛起”与“塌陷”并不是某种具体原因决定，而是人为作用、国家政策、社会观念、城市管理体制、自然地理与交通、现代技术革新等多种因素造成的。根据它们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我们可以把这些因素的影响归纳为时势、地势、城市功能演化趋势三个大的方面。
第一，时势。时势指的是城市发展所处的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包括社会制度、经济格局、政治形势，以及国家的经济政策等。
城市盛衰始终与历史发展的大势密切相连。我们看到，武汉历史上的三次“崛起”有着特定的发展条件与时代背景。武汉第一次发展的高峰为明清之际，这一时期正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发展的成熟期。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发展是由北向南，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渐次推进的。伴随这一历史进程，武汉在唐朝以后开始有显著的发展，至明清之际更异军突起。以“长时段”的历史眼光看，武汉在传统农业社会时期城市兴盛的过程大约与中国南方经济的开发进程同步。
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城市主要是作为政治军事堡垒而存在的。而这一时期的汉口却与同时代的其他城市有所不同，它非郡邑，非都会，也就是说它既不是军事城堡，也不是府县都城，而只是一个商业市镇。尽管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重农轻商，但商业仍然是国计民生所必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仍需进行内部循环。汉口九省通衢地理位置使得其商业重镇的地位凸显，时逢运会，成为与京、苏、佛山并称的“天下四聚”，成为传统社会商品内部循环系统有数的几个中心之一。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得中国的“大势”完全改变，中国社会开始转型。在这种特殊的“时势”下，武汉迎来了发展的第二次高峰。
鸦片战争后，在外部因素的推动下中国开始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长期封闭的国度被迫向西方开放。但《南京条约》被迫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局限于东南一隅，英国资本主义企图全面打开中国内地市场的巨大贪欲受到遏制。因此，出于将整个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目的，英国殖民主义者迫切需要“把商业向五个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进逼”。[1]于是，在逐步了解中国的市场格局后，侵略者的目光转向了长江沿岸城市，将触角伸向中国内陆，汉口独特的地理位置被西方看好，成为英法等列强将通商口岸向内地进逼的首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人终于如愿以偿，1858年签订《中英天津条约》，汉口、九江、镇江三个沿江城市被迫开放，内陆市场大门洞开。
开埠伴随着屈辱，开放同时也蕴含着发展的机遇。从纯商业的角度看，作为长江流域的经济中心，汉口商业势圈非常广大。洋人要抢占中国内地市场，必须首先占领汉口市场；内陆传统商圈要打破封闭的内循环走向国际市场也要借助武汉通江达海的地缘优势。因此，武汉这种深处内陆堂奥又直通沿海的双重优势，在门户洞开后迅速凸现。
如果说上海是列强进入中国最重要的门户，那么汉口则是连接广大内地与上海的桥梁。在整个中国近代对外开放的大格局中，武汉（汉口）主要是通过和上海的联动来影响内陆广大地区并加强自身地位的。“上海者，为中国贸易之总汇；汉口者，为内地贸易之中枢，扬子江流域其它各港，皆不过此两地之附庸而已”。西方――上海――汉口――内地和内地――汉口――上海――西方，在西方经济和文化输入和中国商品输出的双向流动中，武汉和上海成为两个最重要的节点。这种重要的开放――经济战略格局，使武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不仅在较短的时期内完成由国内商业转输中心向国际性商业都会的转型，而且迅速崛起为仅次于上海的国内第二大经济中心和国际性城市“东方芝加哥”。
武汉发展的第三次高峰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次大发展则是建立在新中国努力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过程中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基础上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面临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双重任务，加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时间紧迫，任务繁重，武汉作为一个有着传统工业基础的华中重镇，在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布局中，理所当然的充当起率先实现工业化领头雁角色。随着一批“武”字头企业在汉兴起，武汉迎来了又一个发展的高峰。
历史上的兴衰荣辱反映出“时势”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但历史是人类运动的过程，历史的规律并不排除人为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考察武汉历史，我们也发现其发展的三个高峰，尤其是后两个发展高峰均与国家宏观政策的支持密不可分。
明清之际，武汉的繁荣总体上带有自发性质，在农业社会的背景下，政府无意于城市和商业的整合与发展。但汉口的繁荣仍然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有关。在汉口商业――市场结构体系中，盐与漕粮是贸易的大宗，正是这两大商品支撑和带动汉口市场的繁荣。清初，户部规定汉口为“商船聚集分销引盐之所”，除两湖地区所食之盐全部取给于汉口外，外省许多地方的引盐也在此分销。两湖、四川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商品粮产地，而汉口则是其汇聚分销之所，不仅江、浙、闽三省的粮食主要依赖于汉口市场，而且京津漕粮亦由此转运。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引盐、粮食两大关系国计民生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汉口才因此确立了其在中国传统社会独特的中心城市地位。
晚清之际，为了强化对长江流域的统治，并抑制湘淮集团的发展，清政府将张之洞由粤调鄂。张之洞在政治上一直是李鸿章等人的批评者，但思想并不保守，同样主张发展洋务以振兴国家。张之洞以督修卢汉铁路的名义来到武汉，但他的任务绝对不是仅修一条铁路。由于武汉地理位置重要，清政府将张之洞派到这里是要他在这里建一个能够与湘淮集团抗衡的中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清政府将钢铁、军工和纺织产业布点于此，并给予了大量的特殊政策以促进“湖北新政”运动的展开。在这些有利的情势下，武汉开放虽比沿海一些城市晚了20多年，但后来居上，成为后期洋务重镇和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
如果说，晚清武汉的崛起受益于清廷的扶持政策，那么，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武汉再次引起世人关注，更与国家宏观经济战略对武汉的倾斜有直接关系。当时由于特殊的国际形势，经济中心由沿海转向内陆，武汉深处堂奥又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引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中国领导人的关注，将大量的工业建设项目放在武汉。“一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由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其中就有7项在武汉，包括武汉钢铁厂、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昌造船厂、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等。这些被武汉人亲昵称作“武字号”的大型国营企业，奠定了武汉引以为傲的工业基础。1957年，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打通了京汉、粤汉铁路，“天堑变通途”，大大促进了南北物资交流。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在武汉城市发展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意味着武汉从此成为长江水运（东西）和铁路运输（南北）的枢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变化，为加强国防和战备，我国开始了“三线建设”。“大三线”建设大致是以甘肃省乌鞘岭以东、山西省雁门关以南、京广铁路以西和广东省韶关以北的区域。我们今天所说的广东、上海、北京为中心的三大经济圈，显然都被圈在了“三线”之外。 “三线建设”使我国西部地区经济走上工业化轨道的同时，也使武汉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建设资源。武汉在当年的这场“西部开发”运动中，不仅充当了经济自东向西发展的桥梁，而且还收获了包括青山热电厂在内的一批国家级大项目。“三线建设”加快了武汉的物流枢纽和重工业的建设，武汉交通枢纽和工业重镇的地位更加突出。
二十世纪后，随着新旧军阀割据、混战，以及接连而来的战争，武汉成为军事与政治斗争的桥头堡。蒋介石南京政权为了反共及抗日的需要，更多地是要强化武汉的政治、军事作用，第一次国内革命期间武汉成为国民党围剿中国共产党革命武装的中心，是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所在地。抗日战争期间，武汉先是抗战的中心，继而又成为日军与中国抗日军队对峙的前沿。在这种动荡的政治格局与激烈的军事斗争的情势下，武汉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国民党当局对武汉地位的偏狭认识以及对其经济发展的忽视，曾经引起有识之士强烈不满，我们从《市政评论》上翻检出的一篇文章，就曾大声呼吁政府应重视武汉的经济战略地位。文章认为，无论是从国防还是从经济角度考虑，中国少数仅有的重工业、工厂、大商家、大银行大半集中在上海等沿海城市是很危险的，同时必须在内地选择一些城市进行重点建设，但是，“在内地选择一个适宜的地点，作为工商业的中心，是不易的。只有天然的优良条件，未具相当的政治的经济的基础，是不够的。我们从各方面观察及研究，认为武汉三镇是最应当积极建设的内地城市。在历史上，武汉有其特殊之意义，它不但为国人所重视，同样的为国际间所注意；在地理上，武汉居全国中心，扼大江上下游的咽喉，为军事上必争之地，在国防上有重要意义；在经济上，武汉是华中物产汇聚及运销的所在，是长江上游的‘生命线’；此外，就交通言，它是全国三大交通干线的交接点；就工业言，它有历史较久规模可观的各种工厂；这些物质的及社会的条件，在内地是找不到第二个的”。“我们根据上述的分析认识了武汉的重要，我们可以说：建设武汉是一个国防的问题，是一个中国现代化的问题，是一个与全国有关的问题，不是一省或一地方的问题，假如现在我要喊口号的话，我当首先喊：中国要致力于都市建设！政府应积极建设武汉”。[2]这里，作者将武汉的建设放在全国宏观发展空间维度和国家国防尤其是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做系统、综合考虑，喊出的口号至今仍让人觉得犹言在耳，振聋发聩。
改革开放初期，武汉也曾率先开放。1984年，国家批准武汉成为首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城市，重新确立“武汉是长江中游地区的一个重要经济中心”，武汉率先进行城市改革试点，“对于搞活华中地区经济，探索省会大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子，以及充分发挥大城市的经济中心城市作用，都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央政策的强力推动下，武汉掀起了改革的热潮，建设了中国第一个小商品市场――汉正街，设立了中国第一个企业孵化器，建成中国最早的企业产权转让市场，等等。武汉创造出了中国众多的第一！但武汉并没有因为“醒得早”而勃兴，相反不久以后武汉就感觉被丢失了。2000年的一项排名，让“天下第一街”汉正街遭遇当头一棒：汉正街从全国十大批发市场的“老大”退至“老八”。莺歌电视、荷花洗衣机、希岛冰箱、长江音响，这些曾经令武汉人引以自豪、而且在全国也叫得响的品牌，相继淹没在无情的商海浪潮中，并从此销声匿迹；一大批老“武字号”中央企业苦苦挣扎，小“武字号”市属企业几乎全军覆没。兴衰，似乎就在一夜之间。
对于武汉的困难和尴尬，有学者把它总结为“中部塌陷”。造成“中部塌陷”的原因当然多种多样，或许与改革的思路相关涉（重“两通”而轻制造业发展），或许受制于武汉人的城市文化秉性（“醒得早，起得晚”），但从国家政策导向的影响程度看，“中部塌陷”与国家沿海发展战略可能关系更直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再次转向外向型，在优先发展东南沿海城市的大政策下，武汉长期与国家重点扶持政策无缘，许多经济机会一再与武汉擦肩而过，在不断被边缘化的过程中，各种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技术知识资源向沿海开放城市流失。虽然目前还存在中部经济这个名词，但中部诸省之间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联系似乎正在解体――江西、安徽在加强和江、浙、上海的经济联系，湖南主要是融入大珠江三角洲，武汉作为中部中心的地位实际上名存实亡。当社会经济以外向型发展为主，而内生的力量又不足以支撑这特大城市的机器运转时，武汉便不可避免地落后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武汉此后长期衰落的起点，这种衰落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政治腐败，战乱频仍，两次大水……，但交通格局的改变使武汉传统商业中心地位动摇则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从历史发展的经验看，古今中外由于商路的变迁致使城市衰退甚至沦为废墟的例子屡见不鲜。而商路的变迁实际上是社会经济整体格局变化的表现，它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化有直接联系，其变化有其内在的规律。
武汉近代的盛衰很容易让人想起张之洞。1898年，由粤调鄂任湖广总督，督修芦汉铁路，从此他在武汉大规模举办洋务事业，开始了他的“湖北新政”运动。“湖北新政”的目的本是通过改革挽清政府的统治于危亡之中，未曾想孕育了一场革命，有人因此称辛亥首义是张氏“种豆得瓜”的结果。其实张之洞“种豆得瓜”还不止这一件。就修筑铁路而言，张之洞本为了提升和加强武汉“九省通衢”的地位，未曾想正是近代铁路交通的发展让武汉在中国近代经济格局中由中心逐渐变成边缘，这不也是“种豆得瓜”吗！如此看来，武汉在近代的崛起和后来的某些衰退都有某种客观的历史的必然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建国以后，在内向型经济格局和当时的运输条件下，长江在国内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被誉为“黄金水道”。作为长江中游最重要的城市武汉再次受惠于长江航运。然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对外开放的重心在广州、深圳，其格局类似于周以让所谈的番禺（广州）变成自由市，开放重心由东（上海）向南（广州）迁移。这种格局对于传统的沪汉联动是一种巨大挑战，武汉的边缘化趋势逐渐显露。湖南、江西、安徽甚至西南各省的物资转输不再经过武汉，而直接流向了广州、深圳等沿海城市。同时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高速公路运输、航空运输异军突起，内河航运逐渐衰落，武汉作为贸易与交通“中点”――“终点”枢纽地位不再，城市被边缘化的趋势更加突出，武汉也随之落寞了。
历史的发展证明，地理环境和交通格局是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它又是可变的因素。武汉居天下之中，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得天独厚，但是这些优势不会自动变为发展的动力。改革开放初期，汉正街因为地利，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全国最知名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影响力遍及周边各省。但随着各地经济的发展，汉正街却一步步地衰落了。后期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在地理和交通格局上的优势远不及汉正街，但它却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商品交易市场，把汉正街这个老大哥远远地抛在后面。原因是什么呢？这恐怕得从义乌周边高度发达的小商品生产和完整的产业结构中找原因。我们看到以物流为中心的现代服务业已不再是单纯的服务业了，它已经与制造业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武汉在交通上的独特优势依然存在，不过要让它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恐怕还得从制造业的发展入手。
因此，武汉发展的历史实际上给我们两个方面的启示。启示之一是武汉历史上繁荣大都得益于交通和地理优势，如何发挥武汉位于中国经济地理中心的优势，重构“九省通衢”“腹地聚散中心”的地理――交通――商贸中心格局，实乃实现“中部崛起”的关键所在。启示之二，在重构地理、交通、商贸中心的同时，增强城市内在经济实力，完善城市功能结构亦至关重要。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武汉崛起的内外因。
第三，城市内在功能演化趋势。谈到城市发展之“势”，除了要考虑外部因素外，还要关注城市内在功能的演化趋势。从早期规模有限的城堡，发展到如今特大城市，武汉城市的内在功能也经历许多变化。
在第一次发展高峰时期，作为三镇之一的汉口的城市经济功能是非常突出的，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甚至可以说是“鹤立群鸡”。明清之际汉口最主要的城市功能就是它的市场功能。此时的汉口不仅是湖北地区的商业中心，而且是华中乃至全国部分商品集散地。十八世纪中叶，汉口市场以“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有所谓“汉口六大行”的说法。到十九世纪初，汉口市场进一步扩大，商业行帮又有八大行之说。作为中转市场这一角色，武汉市场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就几乎波及整个长江流域。
尽管汉口在清代中叶达到了旧时代应有的发展高峰，但武汉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区域性交换中心。武汉欲超越地域局限，走出内部循环的商业势圈，建立更为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市的近代转型，需要一种新的“势”，一种有别于传统的异质的推动力，这种力量在晚清时出现了。
在晚清，有两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标志着武汉城市发展内在趋势的改变。1861年开埠，汉口被开辟为条约通商口岸，由一个以区域交换市场为主体的内陆商业市镇迅速上升为开放的国际性城市；1889年――1907年张之洞督鄂实行“新政”，武汉由功能单一的政治、商业性城市向复合型现代性的工商城市转型。这两次城市功能的转变均为武汉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城市也因此迅速发展，成为令人艳羡的“东方芝加哥”。
晚清武汉的“崛起”源于其城市经济功能的加强。无论是作为内地的国际性商品转输与集散市场，还是新兴的近代制造业中心，武汉新增的两大城市功能同样是其它城市难以比拟的。这也是武汉在当时能够傲立群雄的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新的发展战略下，武汉又被赋予了新的城市功能，武钢、武锅、武重、长航等企业和单位纷纷落户武汉，一大批高校科研院所相继建立，其数量仅次于北京、上海，居全国第三位，成为华中地区轻、重工业的基地、长江航运的中心和科教文化中心。
从总的发展趋势看，武汉内在城市功能的转变基本上延续了一条由单一功能向复合功能演化的方向。每一次城市功能的增加都会带给城市新的发展机遇。同样每当城市处于“塌陷”之际，往往是它城市功能弱化之时。
进入二十世纪后，武汉的发展步履蹒跚，城市地位也逐步降低。究其原因，与城市内在功能的变化有很大关系。近代以来武汉崛起，与其具有国际特征的现代复合型工商业城市功能密切相关。不过一战以后，武汉的城市功能却开始衰退了。晚清以降，直至民国时期，由于天灾、战乱以及南京政府的政治需要，武汉的政治和军事功能日益凸显，工业和商业功能则逐步弱化，以纺织业为例，张之洞时代，武汉仅次于上海，但1930年后逐渐后移，1934年，产纱量降至第8位。时人感叹曰：“反观今日武汉工业，仍停滞不进，坐见外货输入日增，利权外溢，更令人不能不追念文襄而生今无其人之叹也！”[8]对外贸易方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武汉对外贸易在全国主要通商口岸城市中的排序不断下滑。1910年至1917年，汉口直接对外贸易额仅次于上海，居全国对外贸易大埠第2位。1930年后，位置不断后移，1936年其对外贸易额占五大商埠（上海、天津、汉口、广州、青岛）的第末位，上海高达90400万元居榜首，而汉口仅4500万元。直接对外贸易下滑更盛，一度降至第10位，甚至不敌哈尔滨、安东等城市。
总体而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武汉的开放性特征逐步减弱，内陆封闭性城市特征日益凸显。由于其所具有的开放的国际性商埠功能的弱化，武汉与外部的联系减少，城市影响力下降。1956年对于武汉也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年份，这一年武汉海关闭关，标志着武汉以对外贸易为主体特征的对外开放宣告中歇。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口号下，经济发展以内向型为主，武汉作为长江流域对外交流的经济中心的作用不再重要，逐步丧失了过去发展的优势。
为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建国以后，我国开展了一系列工业建设活动，确定了武汉作为一个工业城市的基本功能。但由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对发展工业的重点关注，武汉的商业功能却被大大弱化。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商业的发展也没有特别的需要，武汉的经济在这一时期主要体现为经济的内部循环，外部循环遭到削弱，使得武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缺乏动力，城市现代化进程发展缓慢。
面对长期停滞不前的困境，改革开放之后，武汉也在努力寻找如何破局的良策。为此，武汉市政府提出了“两通起飞”的发展战略。不可否认，“两通”战略在推动武汉城市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不足之处这一战略只是单纯地注意到了武汉经济活力不够的问题。“两通起飞”盘活了经济，但在政策上确有矫枉过正之嫌。这一战略强调了城市的流通功能，但忽视了现代制造业功能在武汉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如果从城市功能的内在演化趋势看武汉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的“塌陷”，城市工业化进程放缓，现代制造业萎缩，“喝的是珠江水，卖的是上海货”，武汉单一的商业功能使城市发展缺乏动力和后劲。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我国内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沿海制造业向内地转移，以及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武汉城市功能正在重组和优化，不仅传统的城市优势再次表现出来。随着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武汉高新技术、文化教育中心、现代制造业中心、交通枢纽中心、现代商贸物流中心地位开始显现，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历史证明，城市功能的演化与完善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从传统农业社会到近代工业社会再到现代信息社会，城市自身的发展和对区域的影响力始终受制于城市功能的进化与完善，武汉历史上三次发展高峰无不与之有关。从这一个层面看武汉城市兴衰史，实际上也是城市功能强弱消长的历史。作为华中地区最有影响力的特大城市，武汉要大发展，必须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按照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强化城市的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现代教育文化等多重复合功能。城市的功能要现代化、多样化、复合化。
人类最伟大的成就是她所缔造的城市，城市代表了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具有的想像力的恢弘巨作，证实我们具有能够以最深远而持久的方式重塑自然的能力。城市也是一本书，它记载和表现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美国著名城市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说:“人类用了5000多年的时间，才对城市的本质和演变过程获得了一个局部的认识，也许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弄清它那些尚未被认识的潜在特性。”[9]对于武汉，我们对它的认识还是初步的，对它盛衰的解读与发展趋势展望还须进一步深入。
